落叶为舟(8)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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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元1424 年明成祖去世,此事为郑和下西洋的终结埋下了伏笔。原本反对遣使出洋的大臣们集中发起舆论攻势,把下西洋说得一无是处。刚继位的明仁宗挡
公元1424 年明成祖去世,此事为郑和下西洋的终结埋下了伏笔。原本反对遣使出洋的大臣们集中发起舆论攻势,把下西洋说得一无是处。刚继位的明仁宗挡不住大臣们的奏请,颁布的第一道圣旨就是:“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各处修造往番海船,悉皆停止。”
同时命郑和与下西洋官兵守备南京。此时的南京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公元1421年已迁都北京。1430年,成祖之孙明宣宗朱瞻基以外番久不来朝贡为由,再次派三朝元老郑和出使。这是第七次率船远行西洋,对于年近花甲的老人郑和来说,这次“下西洋”已是强弩之末,所以他的出行充满悲壮。
1433年4月,六十二岁的郑和在远航途中病逝于印度古里(今卡利卡特)。由于海上气候炎热,加上航程万里,无法将遗体运送回国。部下商议将郑和安葬在当地,只把其头发、靴帽带回,宣宗赐葬于南京牛首山南麓,现在那里见到的郑和墓,实际只是他的衣冠冢。
郑和病逝后,那支曾经追随他出生入死,万里远征的船队驶回江苏太仓刘家港之后,终止了航程,永远停泊在那里,再也没有挪动半步。船在港湾里慢慢腐朽、霉烂,最后被潮水拍散,埋入淤泥,成为历史。
刘家港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点,亦是终点,那些曾被创造出来的奇迹和死去的梦想已沉淀下来,像某种天堂和地狱的混合物,供后世凭吊。
按常理,郑和七下西洋,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是当朝,还是后世,都属于重大事件,可是史书上记载甚少,评价也不高,保留下来的原始实物和资料更是凤毛麟角。
明万历进士严从简写的《殊域周咨录》记载了一个细节。郑和去世三十多年后的成化年间,有人向明宪宗说起当年郑和下西洋的事,于是宪宗下诏向兵部索要郑和航海的有关资料。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将这些资料藏匿,兵部尚书项忠命手下入库查找,找了三天,竟无只言片语。项忠很生气,问库房中的档案怎么会消失?站在一旁的刘大夏便说:“当年三保太监下西洋,耗费银数巨大,死亡上万军民;虽然弄回一些奇货异宝,但于国于民有何好处?这样的‘弊政’,我们做大臣的一定要直言劝阻。即使那些档案还在,也要把它们毁掉,以免再生祸根,何必还追究它们在哪里呢!”
刘大夏等人认为下西洋是“弊政”,郑和率规模庞大的船队出海远航,那是一项不计成本的“皇帝工程”。明成宗朱棣看重的是其政治、外交意义,而非经济效益。郑和船队每到一处,开读赏赐、厚往薄来,明显是做赔本买卖。而支持远航,国内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造船、备货、组队、迎送、赏赐,每一项都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同时,数年间朱棣还做了讨伐安南、亲征蒙古、疏浚运河、迁都北京,这些都是举国之力的浩繁工程。为了补充日益空虚的国库,朝廷只能加重赋税,结果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为此耗时最长、影响最大的远航西洋,成了众矢之的。反对者不敢指责皇帝,只好把账算到郑和头上。戴着“铺张靡费”“劳民伤财”“弊政”等罪名,官方史书中自然对郑和记之甚少,评价极低。直至清朝雍正、乾隆时编修的《明史》才有一篇郑和的传记,但叙述也十分简略,总共才七百多字。
明朝从执政伊始,一直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民间私自造船、出海者一律被处死。郑和下西洋之后,海禁更严,中国成了一个远离海洋,隔绝海洋的国家。
郑和病逝百余年之后,一位叫罗懋登的落第文人根据民间流传的资料和故事,加上自己的想象,写了一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作了神魔化的描写。
1905 年,梁启超先生在《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大航家郑和传》的文章。梁先生利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评价这位比哥伦布、达伽马航海早了七八十年的郑和:“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
郑和以其对海洋的毕生感悟和眷恋,给炎黄子孙留下了振聋发聩的警示。《郑和航海图》以及他所著的《西洋藩国志》等著作,成为后人了解世界的启蒙读物。
孟席斯认为,当时中国的海上霸权源自船只的实力,那些柚木打造的庞然大物能够在桀骜不驯的大海上一连航行数年,船上还有大炮、火箭以及可向敌人喷射秽物的炮弹。孟席斯在《1421 年中国发现世界》一书写着:“在每个方面——构造、载货容积、火力装备、航程、通讯、在没有航线的海洋上航行的能力,以及在海上连续数月修理养护船只的能力,当时中国人领先欧洲几个世纪。”但是到了近代,中国严重落伍,西方一些国家先后开启了工业化、现代化大幕,而中国闭关锁国,使社会、经济、科技停滞不前,最终陷入落后挨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
文章来源:《海洋湖沼通报》 网址: http://www.hyhztb.cn/qikandaodu/2020/1221/3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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