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方舟 ——浅析康拉德小说中死亡与轮船(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1] 杨波.世纪边缘的幽灵康拉德[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3). [2] 约瑟夫·康拉德(著), 哀家骅,等(译).康拉德小说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
[1] 杨波.世纪边缘的幽灵康拉德[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3).
[2] 约瑟夫·康拉德(著), 哀家骅,等(译).康拉德小说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3] 莎士比亚(著),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M].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3.
[4] 约瑟夫·康拉德(著), 傅松雪(译).生活笔记[M].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5] Spittles, Conrad: Text and Context[M].Houndmills, Basingstoke, and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2.
[6] 约瑟夫·康拉德(著),熊蕾,等(译).吉姆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7] Boes,Tobias .Beyond the Bildungsroman: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Communal Legitimation in the Early Fiction of Joseph Conrad[M].Conradiana (Lubbock) , 2007.
[8] 海德格尔(著), 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9] 王松林.康拉德小说伦理观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08.
[10] Conrad, Mirror of the Sea (Author’s Note) [M].Oxford: OUP: 1988.
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的作品,无论是其丛林小说还是海洋小说,都有对死亡的描述,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在探讨死亡的本质。有学者评论:“他(康拉德)写与世隔绝的大海莽林,写恐惧、孤独和死亡,写幽灵幻影式的人物——濒临死亡的‘黑水手’,堕落的白人使者库尔茨,举火自焚的海丝特,逃避负罪感的吉姆,穿越黑暗的马洛……”[1]像所有的水手一样,康拉德对船和大海表现出无限的热爱和忠诚,在以海洋为背景的作品中,作者创造了很多形象逼真的轮船形象;但是,康拉德作品中的轮船形象,无不与死亡紧密相连。这些轮船穿梭于长风巨浪,在同死亡的一次次抗争中,要么走向辉煌的终点,要么走向彻底的毁灭。死亡的意义到底在那里?为什么一群乌合之众的船员能够摒弃嫌隙、团结一致,誓死保卫轮船的安全与荣誉?康拉德对死亡的分析,特别是对轮船意象的创造,表达了他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一、死亡的纽带死亡是康拉德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不光其丛林小说和海洋小说反复叙写死亡,就连他几部以描写社会政治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如《诺斯托罗莫》《间谍》和《在西方的眼睛下》等,虽然故事发生的地点都是城市,但故事的结局都充满了死亡的悲剧色彩。在康拉德的众多小说中,《阴影线》是描写死亡最典型的作品。在这部海洋小说中,从始至终,死亡的气氛一直笼罩着每一个人。小说中,故事叙述者“我”觉得生活荒诞冷漠,“是烦闷、厌倦、不满”[2](P598),“是讨厌的,平淡无奇的,是浪费时间”[2](P600)。于是,百无聊赖中,“我”被推荐去曼谷做一艘帆船的船长。“我”欣然接受了这个职位,可是没想到的是,当“我”驾船驶入茫茫大海后,才明白这艘船上早已霍乱流行、瘟疫成灾。在死一般宁静的海面上,船上的绝大多数水手患病,挣扎在死亡线上,但是船上用于治病的奎宁已被前船长全部暗中变卖,等待他们的似乎只有死亡;而且,似乎已故船长的葬身之处北纬八度二十分,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死亡“阴影线”,那个老头“正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他埋伏在海湾的出口等着我们”[2](P664)。船在“我”的眼中像是“一座漂浮的坟墓”[2](P672),面对死亡的威胁,年轻的“我”一度对生命产生了怀疑,甚至希望一死了之,解脱所有生的烦恼与痛苦。小说中描写了“我”如何羡慕濒临死亡的伯恩斯先生:“我注意到他的非阳间的窄窄的鼻准和深深的太阳穴,我真羡慕他!他如此虚弱,很快就要死去,真是值得羡慕的人啊!他接近于死亡——而我却还要忍受生的喧扰,还要忍受疑惑、慌乱、自责和对分析现状的腻烦。”[2](P673)在这里,死亡成了一种令人羡慕的行为,可见生命的脆弱,人生的荒诞达到了极致。死亡对于人类的存在来说,是个悲惨的悖论,谁也避免不了,不知何时来临,海德格尔把它称作“任何存在不可能性中的可能性”。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增加了人生的危机感和荒诞感,正是对“死亡”的胆怯和恐惧,使人们宁愿接受生活的各种不幸,顺从命运所给的一切。正如哈姆雷特(Hamlet)所感叹的一样:“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3](P47-48)康拉德也像哈姆雷特一样,接受了生活所能给予的一切痛苦,他不仅饱受童年时期父母早亡的痛苦,而且作为一名水手,像其海洋小说中描述的那样,他时刻面临航海中死亡的威胁。他曾感叹道:“海洋是最不稳定的,也是最独裁的;它变动不居,随时充满着残暴的摧毁一切的力量。”[4](P359)康拉德甚至一度企图自杀,因为感情问题给自己胸部来了一枪,所幸没有击中心脏,逃过一劫。因为对死亡的怯懦与恐惧,让康拉德能够接受生活中的一切不快,拥抱命运给他的一切,不论是好是坏。布莱恩·斯皮特尔(Brian Spittles)认为:“他(康拉德)明白这种对死亡怯懦心理的核心特征——从其最广泛的意义和外在表现总结出的概念——它是人性的基础,是能彻底化解人类经验和文化巨大分歧的基柱的横断面之一。”[5](P23)存在主义思想家加缪提出,人类应该寻求超越荒诞的途径;尼采也希望人类在虚无主义之外找到某种价值。康拉德正是从苦涩的生命体验中总结人生的真谛,从人类生活最不幸、最消极、最黑暗的角落里摸索荒诞生存之外的意义。生命的无常、人生的不自由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人类最不愿意面对,但又不可避免、无法改变的生命真相,这个事实真相和康拉德品到的海水的味道一样苦涩。在康拉德看来,“全世界的美德都是一回事,而且只有一个信仰,一种可以想见的生活准则,一种死亡方式。”[6](P247)康拉德对人性是悲观和不自信的,他不相信人类能够战胜自然及本性,不相信人们有认识、把握现实和自我的足够能力。与英国其他作家相比,他更加强调人的潜在的道德污点,更多地强调人行为背后的恐惧、困扰。尽管海员们是来自不同种族或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乌合之众,但作为一个团体,在危机四伏的大海上,他们时刻与危险做斗争,为了所有人的安全生存,大家不得不团结互助。“活下去”成了所有人的共同目标,死亡反而成了联结所有人的共同纽带。“死亡”令人恐惧,“死亡”不可避免,没有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利,对死亡的胆怯是人类不可改变的本能。康拉德并没有对这个死亡的“真理”悲观绝望,相反,他认为“死亡”对人类具有预警作用。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人类群体既不是从共有的传统,也不是从普世价值中获取他们的诚实与正直,恰恰相反,是在他们所谓的一些社会成员被迫处于‘活下去’的状态中获得的。”[7](P123)根据阿甘本的说法,“活下去”的念头是可以把人联在一起的永远不断裂的纽带,这也是自从人类社会以来,最能合理解释人类有目的、有意义的活动的因素之一,也是人类社会不断繁衍、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康拉德的小说中要探讨的问题,不是试图通过任何道德或政治争论来改造畸形的人类社会,而是人类因对死亡的胆怯,因为仅仅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和生活现实而妥协。或许,对死亡的本能恐惧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坏事,对于个人来说,这会让他更加珍惜生命,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对“死亡”的胆怯心理可以让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分享分担,而不是彼此对立对抗。二、共同的方舟康拉德从轮船上船员们的生活看到了人生和道德的启迪,因为在危险的大海上,船员们只有发挥自己的智力和体力的最大潜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为自己的生存而奋力拼搏,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和尊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存。康拉德在散文中曾写道:“对于航海事业来说,它神秘的传统完全来自于一种协作精神。也就是说,既然大家上了同一艘船,那么就要同生死,共患难了。航海,不能因为个人的弱点或者缺点而全盘皆输。”[4](P357)所以,“团结则存,分裂则亡”(Do or Die)。正是因为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的痛苦领悟,使船员们自觉地团结了起来,他们也从苦涩的海水中,感受到生命胜利的甘甜。康拉德和所有的船员一样,在拿死亡的冒险来换取生存的机会,曾经的航海生活就是一种脚踏实地、战斗在生命一线的生活,试图用死亡超越这个由死亡所主宰的荒诞世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同他的自下而上条件相脱节,面对着的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即是一个荒谬的世界,人永远只能忧虑和恐惧。正是忧虑和恐惧,才揭示人的真实存在。人有自我选择和自我控制的自由,忧虑、恐惧使人通向存在,才谈得上自我选择的自由,它与光明和快乐相联系。”[8]正是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深刻理解,康拉德从最熟悉的船员生活中,首先看到的不是积极、阳光的生活,他认为船员们的责任心和团结的意识不是来自船员高尚的道德品质,而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和怯懦。比如,小说《“水仙号”上的黑水手》大部分情节关注的不是船员们的和谐和团结,而是他们之间的分裂和冲突。故事一开始写道,“水仙号”船上的全体船员由来自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文化背景、道德品质低下的乌合之众组成。不光他们的经济收入、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衣着层次有巨大的区别,甚至他们所讲的语言也五花八门。海员之间如此巨大的文化差异必然会产生矛盾与纷争、误解、争吵,甚至仇恨。船上管理他们的官员则固执无情,他们的行为刺激了那些普通的海员,以至于船员们最后几乎要暴动。比如,主人公之一的唐金,是水手权利的倡导者,被讥讽为装病挑衅,而他发起的叛乱被船长铁腕镇压。除了文学作品,康拉德本人也称船员没有什么道德修养,他说:“当然,我也承认,在这些航海人身上也存在着一些人类最为普遍的缺点,比如说,不是非常直率,脾气比较暴躁,犹豫不决,反复无常,容易钻牛角尖等等吧。”[4](P361)一些评论家戏谑地说康拉德笔下的船员们是“迷人的恶棍”,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迷人”,但可以合理地认为他们是“恶棍”,因为很显然,他们就是来自不同阶层的乌合之众。然而,就是这个由“恶棍”们组成的团队,在面临死亡威胁的危机时刻,他们总是表现出非凡的品质。比如,《“水仙号”上的黑水手》中,就在人们对船员们的职业能力及道德品质极度失望时,船上的海员最后却能惊人地团结一致,在船长钢铁般的意志的激励下,与风暴誓死抗争,保护船只度过了一次几乎致命的暴风袭击,承载着荣誉与友谊安然到达目的地。康拉德将船员们置于生存危机的极致或原始状态下来考察,以探讨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力量,揭示出这种植根于人的内心深处的、被利维斯()称为“最纯洁的力量”的所在。康拉德写道:他们这般人知道辛苦,穷困,凶暴,荒淫——但是不知道畏惧,心里也没有怨恨。他们是难于驾驭而易于激动的人,无声无臭的人——但依然不愧为堂堂男子汉,由衷地瞧不起那种为命运困厄而哀哀啜泣的伤感音调。这是他们有独无偶的命运;能够担当起这个命运,在他们看来似乎倒是少数优秀分子的特权哩!他们活了一世,无言无语,无可讳避,不知道爱情的甜蜜和家室的安逸——死起来也用不着害怕那阴沉沉的狭小坟墓。他们是神秘的海的永恒的孩子啊![4](P191)那么,是什么样的信念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乌合之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他们随时面临的“死亡”威胁,“活下去”的简单欲望成为联结所有人的纽带。有学者感叹道:“康拉德笔下的人物,尤其是海洋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在某种极致的状态下显现出道德的力量或有了道德的发现——不管是暴风雨中的面临自然力量生死考验的水手和老船长,还是在危机四伏的丛林中濒临道德崩溃的现代‘文明人’,抑或是置身于现代城市阴暗的社会和政治斗争、面对物质利益侵蚀的政客、商人和知识分子。”[9](P181)康拉德在《“水仙号”上的黑水手》的作者注释中说,他试图呈现的故事是,在与极其恶劣的环境斗争时,尤其是面对死亡威胁的阴影时,是共同的恐惧与怯懦把一群人团结起来,在生命的感召下,人们为了生存放弃一切偏见与纷争。再比如,小说《阴影线》中弥漫着霍乱瘟疫形成的死寂绝望的气氛,主人公“我”却从船上身患重病的船员们那里汲取了行动的力量。当“我”将船上没有防治霍乱的奎宁的真相告诉大家后,令“我”意外的是,水手们对死亡的威胁没有表现出恐惧和绝望,反而很平静地说:“是,先生……我们明白”,还有人高声呼喊:“一定有办法离开这块倒霉地方。”[2](P676)他们的冷静和理解令人惊奇,厨子兰塞姆尽管身体虚弱,但他依然坚守岗位,还帮助照料他人;身体最弱的伯恩斯,却表现得最为克制和坚定,“他坐在铺位上,……苍白的面庞上有安静坚毅的神态。”[2](P677)面对死亡,身患疾病的船员表现出顽强的斗志、冷静的态度和高贵的尊严,他们藐视死亡,不仅自己顽强地跟死亡做斗争,还鼓励其他人勇敢“活下去”。比如,虚弱的兰塞姆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与风暴搏斗,还不断地鼓励年轻的“我”要“坚持下去”,“我”觉得“(兰塞姆)平静和和谐的性格,真是无价之宝啊。他的灵魂与他的肌肉一样坚强。在船上,只能依赖他一个人的肌肉的力量。”[2](P690)在他们的精神感召下,主人公“我” 克服了年轻人的懦弱,敢于直面死亡的威胁;最终,“我”鼓起勇气,在死一般沉寂的大海中,坚守在甲板上,带领水手们成功穿越北纬八度二十分这一前船长死亡的 “阴影线”。显然,康拉德对大海和航船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作品中的轮船无声地穿梭于长风巨浪之中,默默地浮沉在广袤的世界里。《黑暗的心》开篇就在赞美一艘叫“赖利号”(Nellie)的游艇,安静而又沉稳地停靠在港湾;《走投无路》中同样赞美了一艘总是能准确无误按照罗盘指定航线行驶、总是能安然到达的“苏法拉号”(Sofala)船;《阴影线》里的“麦里塔号”(Melita)船,那艘“我一眼就看出她是一条第一流的船,优美的船体上有着和谐的线条,高高的桅杆非常匀称”[2](P637);《青春》里刻有“奋斗不息,死而后已”(Do or Die)的“犹太号”(Judea)船;还有《秘密的分享者》中没有名字的神秘帆船,“她准备出海了,星光下,长长的主甲板显得十分动人,就她的大小来说,真是十分壮观、宽敞、诱人。”[2](P72)特别是小说《青春》里的“犹太号”,是以康拉德在1883年3月当二副的“巴勒斯坦号”(Palestine)为原型,也是康拉德小说中唯一一艘没有抵达目的地的船。“犹太号”是一艘破旧不堪的运煤帆船,在一次东方航行中遭遇了狂风暴雨,先是漏水,继而煤发生自燃爆炸起火,但船在烈火中没有停止,依然朝着目的地快速前进,最终整个船只爆炸沉没。年轻的主人公马洛与其他水手一道与风浪和大火进行了殊死搏斗,“犹太号”的壮举完全印证了船上刻着的那句“奋斗不息,死而后已”(Do or Die)的豪迈之言。康拉德在小说中深情地赞美道:“在漆黑的天地中间,它烧得好旺……。帆船猛烈地在燃烧,好不悲壮,就像火葬的积薪在晚上燃烧,大海围绕着,星星守望着。这条辛苦奔波的老船,临终却这样煊赫,好像这是老天给它的一种恩惠、一种赏赐、一种嘉奖。它把疲惫不堪的灵魂托出,托付给星星和海洋,就跟光荣的凯旋同样激动人心。”[2](P59-60)可见,“船”对于康拉德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它实际上是人类世界的一个缩影,是人类群体社会中斗争与团结的具体展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颠簸在暴风雨中的‘水仙号’其实就是陆地社会的缩影,康拉德以哲人的敏锐在《水仙号》中检视了人在纯粹状态下的某些美德能力,虽然他笔下的水手孤零零地生活在惊涛骇浪中,但是却向我们显示出了一个关于人的‘持久的本质’的命题:人,道德地存在着。”[9](P68)不错,人应该是“道德地存在着”,然而康拉德的“道德”却是在绝境中获得的;而且,人类往往只会到遭遇了“边缘情境”之后才对他的存在状态进行重新审视和判定,才会下定决心去寻找真正的自我,这正是康拉德想通过文学作品所要惊醒沉睡的人类的地方。康拉德一再强调水手团结的重要性,更是将他们视为自己的“精神之父”,是他自己性格、信念和命运的“最终铸造者”。比如,在《大海如镜》的前言中,康拉德热情地赞美“不朽的大海,不复存在的船只,还有那些历经磨难的简朴的男子汉”[10]。同样,在共同的命运的驱使下,康拉德把团结看作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共同行为的保证。为了不“彻底灭亡”(perish utterly),船员们必须互相依赖和互相配合;为了不“彻底灭亡”,全人类也应当相互依赖、彼此团结。所以,“活下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可悲的是,它别无选择地成为了一种维系人类关系的共同纽带,因为“活下去”需要他人的互帮互助。从更大层面来讲,世界所面临的自然的危险和社会危机可能是人类社会的不幸,但反过来讲,它可能会是团结人类社会的不错因由,人类只有通过“通力合作”才能对抗共同面临的危险、危机与困难,才能“活下去”。三、结语康拉德经历过肉体及精神的双重放逐,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双重性思想意识、眼界深远的作家。有学者指出:“他不仅经历了同时代人的精神放逐,而且经历了惨酷的现实人生,这决定了他思想的冷峻严肃、体验的博大精深,他摒弃了田园牧歌的恬静和肤浅幼稚的乐观主义,冷漠地揭开人生的帷幕,洞见生活的真实。”[1]康拉德从来不说世界是美好的,不过他说,只要我们保持希望和信念地活着,我们可以做到让生活过得有价值。他怀着对人类必不可少的激情和同情,探寻维系人类共存的纽带,从人类的不幸与纷争中探索光明的出路。既然“死亡”是人类不可避免和无法改变的事实,只有全人类认识到对“死亡”的共同恐惧与怯懦,认识到地球是唯一供人类生存的“诺亚方舟”,认识到“自我”和“他者”都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时,会幡然醒悟,化对抗为对话,转仇恨成互爱。《圣经》中,诺亚方舟是上帝拯救人类的工具,康拉德作品中的“轮船”则是诺亚方舟的现代启示,它要拯救的是人类的精神灵魂,而不是肉体的生存。他笔下每艘轮船都是一个复杂社会,是每个社会个体的归宿与依靠。船只的安全,所有成员的安全,取决于所有人的合作与信任。据康拉德所言,“这种东西可以唤醒海员的责任感,可以在不易察觉、潜移默化之中,让海员具有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增强他们身上的男子汉气概;这些使命感也许并不单是海之精神就可以完全给予的,这种动力在海员的心中或许就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性格因素,一种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魅力,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精神了,我想,这种动力来源就是——他们的船!”[4](P375)为了个人的生命安全,“轮船”可以把全部船员联结在一起,同样,我们人类共同的方舟“地球”的安全应该唤醒人类相互尊重、相互忠诚的意识,用共同“活下去”的理想信念把全人类联结起来。参考文献:[1] 杨波.世纪边缘的幽灵康拉德[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3).[2] 约瑟夫·康拉德(著), 哀家骅,等(译).康拉德小说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3] 莎士比亚(著),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M].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3.[4] 约瑟夫·康拉德(著), 傅松雪(译).生活笔记[M].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5] Spittles, Conrad: Text and Context[M].Houndmills, Basingstoke, and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2.[6] 约瑟夫·康拉德(著),熊蕾,等(译).吉姆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7] Boes,Tobias .Beyond the Bildungsroman: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Communal Legitimation in the Early Fiction of Joseph Conrad[M].Conradiana (Lubbock) , 2007.[8] 海德格尔(著), 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9] 王松林.康拉德小说伦理观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08.[10] Conrad, Mirror of the Sea (Author’s Note) [M].Oxford: OUP: 1988.
文章来源:《海洋湖沼通报》 网址: http://www.hyhztb.cn/qikandaodu/2020/1221/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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